就在郭丽丽接受了条件，同意登台表演的时候，寻找琼崖的工作悄无声息，却大规模的展开了。可惜进行得并不顺利。
为了保证完成GDP指标，以及考虑到服务业对社会治安的出色的效能，对于服务业的发展市政府一直是默许的；当地治安警察对她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运动的时候会为她们提供信息。
性服务业的存在对于社会稳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基本的保障；而扫黄运动则必将大大损害当地的经济秩序，减少政府的收入；最终，令人想不到的是，降低了普通人群的道德标准。因为与扫黄配套的提倡禁欲是极其反人类的。为了掩盖其反人性的本质，当事者必然要编造许多谁都能看得明白的谎言。当谎言太多，过于露骨的时候；它大大的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标准。
然而有些人居殿堂之高，是看不到这些的。‘扫黄’这个政治运动阴魂不散，时常在某位大人物的命令下出来兴风作乱。每当这个时候，黑压压的广场上到处都是被国家机器俘虏的，社会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这些被俘民众白天无不为了生计，为了国家建设而努力的工作着，到了晚上因为一条毫无道理的扫黄命令便被那些他们养活着的，闲多了没事找事的人抓起来了。
作为普通人工作后的消遣，有人选择去吃大排挡，有人选择推麻将，还有人选择去广场跳噪音舞；只要不影响别人无可厚非。可是就是有人看着不顺眼。因为他们手里有权，便一定要把他们不顺眼的你一棒子打死。
中国曾经有着很多不合理甚至反动的伪法律，例如‘流氓罪’，几个人在自己家开个帕替便被抓了，甚至被枪毙了。
有一次，一个明星认识了一位老大姐，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公开搞舞会，但他们经常跳，而且还是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判四年。和他混在一起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判刑的厄运。
还有一次，该明星和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就成了后来报纸渲染的‘聚众淫乱’。作为流氓团伙案的主犯，被法院认定为“利用其驾驶的公用小轿车多次勾引妇女，姿意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已构成流氓罪。
判决书中对他描述称，被告人自1981年至1983年间，驾驶小轿车，先后在本市大方巷、夫子庙、大行宫、工艺美术大楼、军人俱乐部、察哈尔路等处，以乘车观夜景、兜风为名，勾引并奸污了女青年刘某、查某、宋某；勾引并猥亵了女青年徐某、蒋某、李某、方某、陈某、龚某等人。
而其他被告人也被认定为“各自采用不同手段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恶劣，均已构成流氓罪。1984年5月24日，南京市（又是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五十二条和全国人大《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进行了判决。
上面是个明星，所以只判了四年；另一个开家庭舞会的便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个女人的故事被渲染为一段传奇，她组织的“流氓舞会”以及超前的生活姿态成了坊间的一个谈资。有与其关押一处的案犯出狱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关押在看守所女监房的时候，曾有男犯人为一睹芳容而发生斗殴。
据说，***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警察说，‘你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便结束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到处传播。’这种鬼话她居然也相信了。
在警察的诱惑下，这个女人‘认罪态度’很好。对警察和盘托出了自己闺房的私密事件毫无保留。怎么和男人发生的关系；在床上都作了什么；用嘴还是用阴部；男人们是从前面进入还是从后面；其间都说了什么调情的话，一五一十一样不漏的都作了交代。为的是警察所作的那个‘只要说出来，你便没事了。’的保证。
这次大交待，女人搜刮尽脑汁，前思后想，自己供出现后曾与130多名男性有过不正当关系（没有收费，不是卖淫）。于是这130多人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肏了一次屄，搭进去的可能是一条命。
众多的情人一度使法院的取证工作难以应付，用了几年的时间，经过法院确认最终只落实了其中70余名。其余的因为坚决不承认从而逃过一劫。因为被捕后不合常理的与警方配合以及一些传言，法院曾怀疑这个女人是否有精神疾病，特意邀请西安市精神病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证明一切正常，只不过是轻信了警察的谰言。
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甚至像刊登色情连续小说一样，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报纸销量逐日翻番，比登武打小说强多了。
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提前一年，在严打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因为性交而被枪毙。
有人和***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还有人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等人跳舞助兴（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天大的面子），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有人多次参加***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乐队指挥，为***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面对死刑判决，这位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跳舞和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个人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我并不为我的行为而感到后悔。’能说出这么睿智的话的女人会向警察和盘交待？怎么也让人难以相信。
因为几次性交关系而被判处死刑，除了中东便是中国了。我们所嘲笑的中东的‘石刑’、过去的‘沉笼’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扫黄’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为了某些个人的意志；屏弃法律，以极为腐败、落后的道德标准作为依据；违背人性的刑法，去挑战人类的本性。
现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于1997年被取消，但是类似的政治运动‘扫黄’还在。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反腐运动，其命运却一直大大不如扫黄，一直得不到重视。直到后来在最危急的关头，某任国家领导狠抓了一下，虽然仍不能从制度上清除腐败，却还是又一次挽救了这个党和国家的命运。当然，那时政府已经腐败不堪，用老百姓说话讲，朝政府的任意哪个窗户里随便开一枪，打死的肯定不是好人！
当然，反腐靠的是一身正气，如果把这个态度也带多国际方面的工作中去那可就麻烦了。对待国际上的不合理的事情，国家领导人一定要有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能伸能屈的态度；要能顶得住体制内和网上舆论的压力。哪能凡是不合理的事务便反，弄得周边国家一致反对，甚至结成了联盟！这是兵家大忌。即便都是坏人也要区别对待，打蛇要打三寸；要有谋略。如果只是沾沾自喜，‘以前我们奈何不了他们，现在我们能了！’这种情绪是要命的。
还有，某个首长在外面吃了顿饺子，全国上下顿时一阵‘饺子风’。既然如此，大领导们便应该借机自费买一辆国产电动轿车；大张旗鼓的买国产手机公开适用。将来国产客机出来了还应马上订一台作为专机。这才大大的有助于国家经济和国家的高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正直的领导人应该想得到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已经首屈一指，但是还不够。中国出口的规模很大程度还攥在人家手里。而中国出口的产品还有很大部分是低端的。对此，中国需要的不光是中国制造，还要有中国创造；不仅是经济，还要有科技；不管是生产，还要有销售。
过去几年，中国数得上的民间科技发明有一项是U盘，结果这家公司还经营不善。搞技术的很可能搞不好经济，这是常理；可是这种东西，这样的公司国家本应拼命保护，尽力维护的。这种公司不能像一个普通的民营公司一样，让她走所谓的‘市场经济’；任其自生自灭。这是一个旗帜，一个灯塔，需要有人扶着，供应，保养。战国时某王想找千里马，有人献上一匹，但是死了。王不高兴了，“死马还是千里马吗？”
但是有大臣劝他重金买下。当人们看到连死的千里马都会被重金收购时，真的千里马便纷纷踏来了。像什么m588794671，sci06070都来了。arcmod，Gxg2098，还有点害怕没人回帖。
即便是那些被废黜的领导人，他们也是希望国家好的（只限在中国）。只是他们把个人的利益放到了国家利益的前面。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明知道贪腐会亡党亡国，但是大家都在贪，包括现在的公务员，谁也停不下来。就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要皇室大臣们捐100万两银子打李自成。当时国库空虚，有了这笔钱便可以组织军队反击，保卫政权。也就是保卫他们所有的人。
可是皇上刚一开口，大家便一起哭穷。这支军队也打了水漂。不几日，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了城，明朝灭亡，那些王公大臣全部成为阶下囚。
这还没完，李自成进京后继续向这帮皇室大臣们追银子。不过这次没有崇祯皇帝那么客气了！那次只捐一百万，还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这次李自成要的是有多少要多少，敢哭穷便严刑拷打！最后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后来干脆，也别‘捐’了，这帮大臣被没收所有的身家，家破人亡。比起当初只捐一百万两何止天壤之别！
当初只要捐出这一百万，便可以保住自己的财产，家庭，官职，所有所有；不捐便什么都没有了，连老婆女儿都被人家分了，让那些他们平日最看不起的泥腿子拉去做了小老婆。
那些富家的太太小姐们让那些粗俗的男人们掳走，任意糟蹋还不算；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她们还要受那些粗人乡下大老婆的欺凌，让这些几天前还趾高气扬的阔家小姐给那些穷酸的使唤丫头当使唤丫头。
当初他们不知道这个后果吗？你说皇帝劝捐的时候这些人就没有想到这些吗？也许没想到。但是更多的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想法却是，‘宁肯家破人亡。我也不会全捐。我不能比别人吃亏。’中国人的德行就是，‘宁肯大家一起去死！也不能我出钱，你们比我还有钱却不出！让我来救你们。’
明白了这个道理便可以知道，要想不亡党亡国，不但要停止扫黄；还要那些公务员和高级领导都明白，‘不要和别人比贪腐’‘不要说什么比我贪腐的人多着呢！为什么不抓他们？’要知道，给孩子留太多的钱只能害了他。不是为她好。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故事来吧。
那些受其骚扰的服务业，对各种‘扫黄运动’也是心知肚明。市里各个饭店，按摩房都挂着扫黄的宣传文件，配以历次扫黄抓获妓女和嫖客的图片。图片里一片又一片衣冠不整的市民和女性农民工们被捆羊一样将双手捆在背后，一排排的蹲在广场上。主持扫黄的警察和手持警棍的武警站在他们身后。下面还配以更多的扫黄人员的标准照。
这些宣传材料都在平时外人看不到的地方。看起来这好象是敦促大家不要进行色情服务，但实际上市里主要扫黄人员的照片都在这里。
扫黄之前市里是要进行摸底侦查的，以便确定哪些商家触犯了底线。因为有些按摩房的色情服务地点并不在门脸房里，要换地方，这样，不知深浅的盲目‘扫黄’，很可能什么都扫不到。现在办案不重口供重证据，抓不到证据根本无法起诉。
倒是那些大饭店，平时有软色情的‘表演’，女演员虽然穿得不露关键部位，但是衣服少得不能再少。几乎就是三块指甲盖大小的遮羞布盖在关键部位。连阴毛都盖不全。一抓一个准。因此每逢暴风雨来临之前，这些警察和一些新闻工作者往往会化装成顾客前去侦察，看看有什么‘表演’；色情按摩的秘密地点又在哪里。进行提前取证。
每当警察去‘摸底’的时候，这些贴在保安室中的照片就发挥作用了。酒店们立即将其验明正身，采取相应的规避方法。
因此，在当地，小规模的‘扫黄’根本搞不起来；而凡是大规模的扫黄运动都需要异地调警，所以周围县市的警察头目的照片这里也都有。对于寻找琼崖，没有理由异地调警，因此寻找琼崖的警官几乎是刚进门便被人家认了出来。没人回答他们的问题，全是敷衍。
“跟你打听个人。”这天，负责找人的常分局警官王某顺照例把琼崖的照片交给了云中天前台的服务人员，“见过她没有？”
几个穿制服的女孩子立刻围了过来，“没见过。”或者“这不是表演黄色视频的那个女人吗？”“文化部的人吧？”要不，“那个欧阳茅草说她是警察。我们怎么能认识这号烂货警察？不如你直接去问欧阳茅草。”然后又目无表情的返回了各自的岗位。
“如果见到了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电话号码。”王某顺无奈的留下一张名片后走了。
这几天王某顺始终走背字。监狱里的英生仍在不停的写信喊冤。可是案子已经定了，没有新的证据便不可能翻案。于是他被调来扫黄连带寻找琼崖。在调查中何叔确认琼崖曾经出现在某色情表演场所，而且改了名字了。但是他查不出（或者根本不愿意‘查出’）琼崖到底是在哪里，新名字又叫什么。
王某顺原来还希望阿陈能提供什么线索，毕竟是曾经的情人，彼此了解。偏偏现在临近十一，中秋与十一又紧紧相连！
中国的商业体系有个规律，中秋节与十一挨得越近，这年的国庆节的买卖便越好。现在正是‘买疯’销售的旺季，公司决定在中秋推出买疯2。阿陈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自然帮不了王某顺什么忙。
现在王某顺已经找过几十家大型表演场地，仍然没有新的线索出现。人家都有防范。这种情况下只有亲临现场才有可能发现，但是即便次一点的地方，那种场所的消费一夜也要几千。这种场所有上百家，查不起。有纪律，没经费。此事一直没有办成。
等到王某顺离开天南大饭店的前台以后，前台领班会及时打电话通知强哥，“大哥，刚才来了个人找郭丽。好像是个便衣警察。但是以前没见过。”
强哥马上找来郭丽丽，让她在监控中辨认。监控没有声音，也看不清照片，所以郭丽并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找自己。“不认识。”郭丽摇了摇头说。
“从今天起，咱们这里还是威哥说了算。他马上过去。”就在这时，强哥在另一个房间向云中天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宣布。
“别让他来。”一个领班小姐说。
“怎么了？”
“他会吓倒顾客的。再说，”
“再说什么？”
“再说，再说我们也怕传染。他的样子怕怕的。”
“好了！”
“说了怕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领班小姐以为这个‘好了’是‘住嘴’的意思。
“不是不让你说话了。我说的是‘威哥的病好了’，现在身上连块疤都没有。不但没病，现在他的血里有抗体。都可以给你们治病了！以后你们如果谁被传染了，让威哥给你们输点血，马上便好了。你说神不神？”
“不要！不要！你盼我们点好的好不好？”
“爱要不要。过一会威哥便要回来了，他进来后你们一起鼓掌。”强哥说着生气的朝墙上踢了一脚。
“威哥的病好了？”听到这么一个马上要死的人突然病好了，就好像在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成了朋友，*本人不喜欢打仗了一样。
“而且没有任何后遗症，只留下了几块伤疤。几乎没人相信。”
“怎么好的？”这几乎是每个人接下来的问题。
可惜没人答得出来，有几天连医院都拒绝威哥前去换药了。基本上是个等死的人了。如果说他身体素质好，那为什么一开始会得病？
性病在中国的死灰复燃除了社会的更加开放，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扫黄’运动。
可以从其他途径得到特别性服务的领导阶层即不承认性服务是民间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又不明白堵截与疏导的不同。大禹治水时候中国人便已经证明堵截不成的洪流必须疏导，可是现在的领导人还在钻牛角尖。这不单是对他们智商的考验，甚至让人们着急，怀疑到他们是否能够有效的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由于对性服务的不认可，政府无法为性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卫生教育和性病的预防措施，最终导致性病的重现。而在那些允许性服务的国家，政府会每周为性工作者们检查身体，为她们颁发健康证。同时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卫生教育；基本上制止住了性病的蔓延与传播。